中途少年的矯正之路
司法能找回迷路的孩子嗎？
少年事件發生後，需經過一連串的調查與審理，再依照《少年事件處理法》給予適當的處置，無論保護官或法官，都曾因為這些令人心碎的故事感到揪心與掙扎。而在少年法庭之後，觸法少年會進入少觀所、矯正學校等機構，但是，這些單位的種種爭議甚囂塵上，如：不當管教、霸凌事件……
2022年8月，適逢少輔院改制滿一年，台灣的司法制度能否找回這群迷失的少年？相關單位又該如何彌補矯正教育的缺失？《聯合報》跨域訪談多位專家、學者，一探中途少年的矯正之路。
法官憂犯罪增加
感嘆審理難抉擇
韓劇《少年法庭》中，複雜案件讓法官傷透腦筋，台灣的少年法庭又面臨什麼挑戰？多位專門處理少年案件的法官憂心指出，近年越來越多少年遭詐騙集團利誘，作為人頭帳戶或提領贓款車手，施用「咖啡包」等新興毒品也增加，兩者都是警訊。
法官直言，《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之後，少年法庭不再擁有強制力，去處置逃學或逃家的偏差少年；加上社群軟體風行、新興毒品成分難以檢驗，造成問題少年肆意遊走在犯罪環境，犯罪率當然增加。
「法官之裁定可能影響少年一生」，基隆地方法院少年家事庭庭長鄭培麗表示，許多觸法少年來自破碎家庭，背後潛藏不為人知的故事，「裁定前謹慎以對，也會有掙扎」，盼助少年回到正軌，不要再犯。
少年事件 裁定「保護處分」為大宗
少年觸法行為稱為「非行」，審理程序與刑事案件不同。鄭培麗表示，開庭審理前先由少年調查保護官調查品格、身心狀況、家庭與行為動機，瞭解觸法原因；若年滿14歲且觸犯最輕本刑5年以上，則裁定移送檢察官，起訴後再移至少年法庭審理及判決。
她說，少年法庭以裁定「保護處分」為大宗，包括「訓誡並假日生活輔導」、「保護管束並得勞動服務」、「安置輔導處分」，以及令入矯正學校執行「感化教育」。
少年法官要以懇切、耐心的態度訊問，仔細閱覽卷內事證及調查保護官的審前報告。鄭培麗曾遇過未能清楚陳述的特殊個案，會運用特教老師、社工等專業人員協助，降低少年的不安與抗拒。
鄭培麗曾審理一名家庭失能的非行少年，看到他在安置機構逐漸步入正軌，考上好學校，讓她欣慰當初裁定是對的，「不要看到再犯，是少年法官共同心聲」。
少年流下悔恨眼淚 求法官再給一次機會
台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庭長蔡坤湖表示，少年案件對孩子的未來有很大影響，法官的每次決定，可能成為孩子一生的「烙印」。
蔡坤湖說，對於少年案件，司法介入以最小為原則。他發現，進入少年法庭的少年，有情緒問題的比例很高，包括過動、學習障礙等。在少年保護法庭裡，開庭跟處理成年人刑案不同，會採取比較像聊天的方式，座位的安排也有特殊設計，甚至建議律師不穿法袍。
法官需先瞭解少年非行成因再做出裁定，類似醫師開藥下處方，為少年搭起走向正途的橋梁；然而，最終路要怎麼走，仍得靠少年自己決定。
「少年不斷再犯，被裁定感化教育前流下悔恨的眼淚，求法官再給機會時，內心當然還是會掙扎」，鄭培麗感嘆，有時真正不給機會的人並非法官，而是少年自己。她期許迷途的少年，在少年法庭陪伴下，給自己一個重生機會。
保護官：不理性的心軟 反而會讓少年走向地獄
少年法庭另一重要角色是調查保護官。擁有23年資歷的雲林地方法院主任調查保護官謝嘉仁表示，他負責調查少年的觸法行為，撰寫報告交給法官參考；若少年被判「保護管束」，他則定期與少年會面輔導，狀態穩定後才能結案。
謝嘉仁指出，與少年溝通並不容易，要像「下棋布局」一樣，觀察對方如何出招，閱讀他的非語言訊息和心理狀態，再決定自己要更強硬或軟化；同時需包容少年，不要擺出權威姿態，以平等態度相處。
他比喻：「保護官像是一面鏡子，少年來報到是照鏡子，透過談話讓他們『自我覺察』發現問題，並學會『自我負責』勇於解決問題」。
少年案件審理標準為何？謝嘉仁說，少年案件秉持「個別化處遇原則」──若觸法少年能穩定在社會生活，通常採用「假日生活輔導」及「保護管束」；若狀況不穩且家庭失能，則採用具約束性的「安置輔導」及「感化教育」。
謝嘉仁坦言，處理案件常陷入糾結，但仍須保持理性，做出對少年最好的決定。他回想，之前擔任一名少年的保護官，少年狀況時好時壞，他一度想將少年交付感化教育，但在對方母親求情之下，他同意再觀察一段時間。未料，不久後少年深夜外出，遭酒駕撞上身亡，讓他自責不已。
「不理性的善意或心軟，有時反而會讓少年走向地獄之路，這是少年用生命教導我的教訓」，謝嘉仁強調。
少輔院的「潛規則」 改制後轉變了嗎？
使用衣服扣子來區分少年的「階級」、班級幹部私下教訓不乖的同學──這是觸法少年陳翔（化名）數年前待在桃園少年輔育院（桃少輔）時，親眼目睹的管教生態。監察委員葉大華去年也提案糾正法務部矯正署，指出該院縱容生對生管教，爆發學生鬥毆等違規事件，引發社會關注少年矯正機構的管理問題。
為了讓學齡的觸法少年接受教育，桃少輔及彰化少年輔育院，已於去年8月改制為「敦品中學」與「勵志中學」。這兩所剛滿一年的矯正學校，要如何改進過往缺失，肩負起教育重任？本報訪問各界專家，請他們提出建言。
少年矯正人員應有專業定位 加強訓練養成
監察院去年調查發現，桃少輔部分矯正人員沿襲成人監所的管理思維，運用強勢或具有影響力的「龍頭」學生協助管理班級，導致學生間緊張衝突升高，衍生鬥毆與霸凌事件。
葉大華接受本報訪問時進一步說明，部分教導員認為觸法少年是接受懲處的「犯人」，必須強力管理及壓制，而少年對於不當管教也習以為常，將憤怒累積在心裡，出院後繼續犯罪，「他沒有好好反省，自己錯在哪裡或如何調整性格，因為校方沒有把焦點放對地方」。
她說，由於矯正署長期漠視少年矯正教育，桃少輔的管理人員，都是從成人監獄調來，「他們過去沒有青少年工作的背景，只有傳統的成人監獄管理思維；他們調來這裡後採用師徒制學習，缺乏系統性養成」。
葉大華指出，雖然桃少輔改制後情況有所改善，但矯正署仍應思考「今日的矯正學校需要何種輔導人力」，優先招聘具有心理、輔導及社工背景的人才，並提供訓練及養成，進而賦予矯正人員「專業定位」。
她強調，矯正人員必須具有同理心，不能只看到少年的錯誤，而要去理解他們身上帶著過往創傷，「跟少年建立好的關係，才能進行輔導工作，矯正的意義才能出現，而不是用強制的受刑人模式去管理他」。
專家建議 矯正學校應加強「認知教育」
截至今年5月底，包含敦品中學與勵志中學在內的4所矯正學校，共有626名學生在校。矯正學校著重汽修與烘焙等技職課程，希望培養少年工作技能，雖然立意良善，但專家直言，矯正學校劃錯重點，比起技能教育，學校更應協助少年去「改變認知」及學習人際互動。
催生《少年事件處理法》的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李茂生指出，除了明陽中學之外的3所矯正學校，皆屬於「感化教育」處所，少年只會待在學校一至兩年，學習技能時間較短，僅能考取丙等證照，因此在校內學到的技能，對重回社會幫助不大。
他建議，矯正學校應安排更多活動，助少年學習「生活和待人處事的技巧」，例如教導過動或有暴力傾向的少年如何控制情緒，才能助其走回正軌。
南投陳綢兒少家園主任徐瑜也認為，從感化教育的課程及作息安排來看，對觸法少年的幫助不大；矯正學校自豪提供職訓課程，但少年更需要的是「改變認知」及改善人際互動能力，「所以少年的需求和課程完全搭不起來」。
徐瑜舉例說明，許多少年無法持續待在職場工作，原因並非「技能不足」，而是因為就業習慣差、認知能力或人際互動不佳。因此，她認為矯正學校應多教導少年人際互動，才是改變他們的根本之道。
她直言：「感化教育若無法調整他們的認知，重新燃起對於未來生命的規劃與渴望，你只是把他們關起來一兩年而已」。
矯正署：引進師資組成「教輔小組」
學生管教已消失
矯正署回應，兩所少輔院改制中學後，已完善專業師資及輔導人力，另增加心理、社工師各3名，並以技術型高中為定位，規畫少年學習各類技職課程，別於過往運作模式。
該署說，少輔院過去以學生協助管理班級，但去年改制為學校後，師生比明顯改善，從以訓導員為主的班級經營模式，轉為以教育體系為主。現在有專任教師、輔導教師加入，與原教導員組成「教輔小組」，輔導學生適應在校生活；學生因信任教輔小組，不須再透過結交同儕、討好舊生而壯大自己，過往「生對生」的管教已不復見。
官員說，教輔小組不定時與學生晤談，師生關係緊密；學生遇到困難時，習慣優先尋求教輔小組協助。由教輔小組專責管理學生，學校可淡化矯正機關色彩，並可禁止學生對學生的「龍頭」管教模式再現。
矯正署表示，少年矯正教育學校化，對受感化少年不但可尊重其人性尊嚴，更要給予適齡的對待方式，一方面提升矯正學校的教育品質，同時挹注與一般學校相仿的教學品質，讓受教的孩子有機會沉澱，更願意嘗試改變。
高牆裡的教育者
伴少年走過感化
晚上6點左右，新竹新豐鄉大街車潮喧囂，不遠處山丘上的誠正中學，卻是安靜的晚自習時間。校內少年正處於活蹦亂跳的年紀，教導員廖晃儀與他們約法三章，要求保持「靜默」不跟同學聊天，靜下心來與自己相處。
來到這裡5年的他坦言，面對少年偶爾打架或不服管教惡言相向，不免灰心挫折，仍努力導正少年暴力傾向，穩定他們心性。
矯正學校是觸法少年的暫時居所，也是遭到社會遺忘的一隅：跟廖晃儀一樣的教導員、輔導老師與導師，承受不為人知的辛勞與壓力。記者在今年疫情蔓延時走進誠正中學，探究高牆內的第一線工作者，如何陪伴少年走過感化教育的漫漫長路。
管理少年吃力不討好 人力不足成困境
更生少年關懷協會主任陳彥君觀察，少年矯正機關人員長期未獲外界支持，且與成人看守所相比，觸法少年的情緒較不穩定，管理難度更高，加上會看到少年戒治毒癮的負面過程，使得這群人承受巨大壓力。她也指出，少年矯正機關有人力不足問題。
以誠正中學為例，廖晃儀說：「我最多曾經一個人帶25位學生」。教導員是最接近觸法少年的一群人，負責管理生活作息，與少年朝夕相處，原本僅有17位教導員的誠正中學，2022年新增6位，目前共有23位。
廖晃儀表示，以他目前的班級來說，平時帶領17位學生還能應付，但校內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學生，包括過動兒、情緒障礙或學習障礙，一旦學生打架便需要其他同仁協助，「如果人力可以更充足的話，這方面也比較能幫忙」。
在輔導方面，誠正中學專輔老師王郁婷指出，目前校園有17位心輔人員，又可分為輔導老師、專輔老師、心理師、社工師、特教老師，依不同專業照顧少年心理需求。以3位專輔老師來說，平均每人面對50名以上學生。王郁婷形容這裡的少年是「菁英中的菁英」，每個人都需要協助，因此人力明顯不足，「孩子狀況非常多，無法適用一般校園三級輔導機制」。
黑暗中有光 他們是少年強力支柱
與少年相處，不乏令人感到挫折的時刻，廖晃儀就說：「管教少年時，他會覺得很沒面子，會跟你起衝突，甚至惡言相向」。他觀察，少年進到矯正學校，很大的原因是暴力行為，他們在外面過著「打打殺殺」生活，已習慣用武力解決一切問題。
他坦言，改正少年的暴力傾向需花費許多心力。每當衝突爆發，他會要求少年冷靜，穩定情緒後再好好溝通解決，他強調，「如果現在還是使用武力解決問題，出去以後更不可能改變」。
他在校園可以約束少年行為，但少年踏出校門之後，一切就可能改變。廖晃儀感嘆，「在這裡我們把你顧好了、守住了，可是出去之後誘惑很多」，校方無法控制少年們離校後的人生，少年一旦回到過往家庭和朋友圈，可能又走上回頭路，這是感化教育令人沮喪之處。
少年們口中的「校長爺爺」顏弘洺表示，誠正的老師與一般學校教師不同，扮演的角色是類似「生命導師」，必須處理非常嚴肅的議題；觸法少年在外面遭朋友帶壞，言行舉止與價值觀不符合社會期望，「但導師有機會引導這些孩子修正」。
他強調，每個孩子都是「一本書」，背後有不為人知故事；他們無法選擇父母及家庭環境，一直過得很辛苦，「導師必須成為他可以選擇的正向典範，我們也只有這段時間可以影響他」。
王郁婷的最大挑戰則是「與少年建立初步關係」，因孩子情緒起伏很大，有時一件小事就能讓他們「爆炸」。他們又極度缺乏安全感，常說：「老師，我害怕孤單，我不能接受自己一個人」或「老師，我覺得沒有人愛我」。她認為，這些孩子需要接納和傾聽，唯有讓他們學習面對自身喜怒哀樂，才能避免情緒失控。
王郁婷強調，輔導少年的核心問題是「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是誰？」，她把自己當成一面鏡子，讓少年看到自己的情緒與狀態，進一步找回自我，「當你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感知、知道自己為什麼長成這樣，就能在社會找到自己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