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騷法一年，漏接了誰？

她遭跟騷留下創傷 向外求援頻碰壁

「開始感覺恐懼是他頻繁傳訊息，說要來找我；因為他知道我家在哪裡，我會很沒有安全感」，跟騷受害者Jenny（化名）回憶一年來面對恐懼，向外界求助卻碰壁，聲音顫抖又帶著憤怒。

在新北市就讀大學的她，去年因兼職工作結識一名住在外縣市的男性友人，對方就讀另一所大學。起初，該男會約她吃飯討論公事，「見面有時候感覺不舒服，吃完飯我要自己搭車，他會一直糾纏，說要載我回家」。

此後半年，對方頻繁傳訊邀她約會，甚至說要從外縣市到新北找她，並講出「覺得快要失去妳」這類話語。Jenny生活深受影響，於去年底對該男明確表示無意接受追求，並向對方學校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性平會）提出申訴，要求調查其騷擾行為。

「在這次調查中，他的學校相信他講的滿口謊言，從頭到尾都在包庇他，我的權益被犧牲」，Jenny控訴，性平調查由對方學校主導，對她非常不利，即便她的學校也派出一名性平委員參與，最後性平會仍判定性騷不成立。

註：《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1條規定，校園性別事件之被害人，可以向「行為人所屬學校」申請調查，換言之，行為人學校掌握調查的主導權。

跟騷受害者Jenny（化名）曾向外界求助，卻未獲得應有的保護，案發至今仍未走出陰影。記者林奐成／攝影

憂對方失控而報案 警方處理令人失望

「他被我拒絕後，就展開惡意報復行為。」Jenny說，她在某政府機關兼職，該男竟在今年擅自進入該機關，要求將Jenny解職，否則就要輕生；對方更在臉書指控Jenny欠債及精神異常，使她更加恐懼，「我覺得他已經失控了，你不知道接下來他會做什麼事情」。

Jenny至警局報案，具體指控該男擅闖職場，並出示對方情書作為「不當追求」的證據，未料警察認為僅是「情侶吵架」而沒有積極辦案，不只未調閱監視器，也沒向她的同事求證。

警方雖然受理案件，但沒有對行為人核發書面告誡，Jenny提出異議，警方卻再次拒絕核發。Jenny說：「我問警察，《跟騷法》中的『特定人』、『持續反覆』、『跟蹤騷擾』，哪一條不符合？警察也回答不出來。」她質疑，警員根本不瞭解《跟騷法》的內容，或是因為本案牽涉政府機關而消極辦案。

Jenny也說，她報案時表示想與女警談話，男警卻嗤之以鼻，讓她覺得很不友善；此外，《跟騷法》並未明確規範核發書面告誡的標準，「在行政端，應該要有明確法源，告訴警方要怎麼做，才能真正落實當初這套法的立意」。

註：《跟蹤騷擾防制法》第4條規定，「案件經調查有跟蹤騷擾行為之犯罪嫌疑者，警察機關應依職權或被害人之請求，核發書面告誡予行為人」，但沒有明確定義核發的標準，由警方自行判定。

出現創傷症候群 半夜惡夢驚醒

Jenny說，遭到跟騷留下後遺症，現在若有朋友出自善意，傳訊關心「妳現在在哪裡」，她會感到不舒服。她也因跟騷事件刺激，突然回想起學生時代發生的痛苦往事，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

「最近會頭痛，也會睡不好，做惡夢。前一陣子有比較強烈的創傷反應，半夜睡到一半醒來，感覺身旁好像有另一個人。」Jenny無奈地說。

截至今年9月，新北地檢署已針對本案，傳喚雙方召開偵查庭。另外，跟騷行為人的學校，也受理Jenny提出的性別事件申復書，決議重新成立調查小組，調查這起跟騷事件。

Jenny已從學校畢業，至今仍需要與心理諮商師談話。關心婦女權益的勵馨基金會，也為她提供法律諮商，並安排社工給予陪伴及建議，盼助她走出陰影。

身障者嘆「行動不便難逃跑」 保護令緩不濟急

「我的行動障礙很容易受到環境限制，逃跑一定要平路，不像一般人可以躲在某處或逃走，我遇到樓梯或台階就堵住了。」跟騷受害者、同時也是身心障礙者的小婷（化名）無奈地說。

小婷是先天性肢體障礙者，從小無法站立行走、平時依靠輪椅的她，受訪時拿起一罐防身辣椒水示範，因手臂萎縮無力按壓，只好尋找其他適合的防身設備。

小婷說出身障者面對性騷擾的共同心聲。年約20歲、居住在中部的她，前年因工作結識一名男性，兩人互加LINE聯繫後，對方展開追求，送花、頻繁致電、邀她約會，都遭到小婷婉拒。

受害長達兩年 「未知」造成最深恐懼

去年《跟蹤騷擾防制法》上路後，對方仍持續糾纏，小婷因此在通訊軟體封鎖他；去年底至今年初，對方兩度在未經小婷同意下，擅自進入她的工作場合，「我非常不舒服與恐懼，有一種壓迫感；恐懼是來自不知道他會做什麼事，或會跟騷到什麼程度，那個未知是恐懼的」。

小婷說，對方狂打電話騷擾，還會出現在她參與活動的場合，讓她感到毛骨悚然；小婷曾聽友人轉述，該男私下威脅要對她不利，「每次他工作找不到或生活不順，心情不好，都會認為是我害的，那我會很危險；我不知道這件事如何才能終結，或要持續多久」。

小婷在今年報案，警方處理態度卻令她感到不滿。她說，員警沒有安排安靜的會議室跟她談話，而是在人來人往的開放空間，讓她用電話向女警陳述，接著由男警再次詢問做記錄。

「男警不確定地問我很多遍：『他為何這樣做』、『你確定嗎』，我感覺一直被懷疑。」小婷無奈地說，明明已提出證據，但或許因為自己是身障者，所以警方才不相信，一再重複確認。所幸，後來警方仍受理此案，並核發書面告誡給跟騷者。

女性障礙者未獲足夠支持 「每天活在恐懼」

《跟騷法》是否有所不足？小婷直言，跟騷處理程序太長，因為先書面告誡，反而擔心激怒對方，有更不利行為出現，「若他再犯，我可以提告或聲請保護令，但是保護令下來要等很久，我每一天都活在恐懼裡。」

她也認為，除了警方開立告誡外，應有其他「軟性服務」搭配，協助支持跟騷事件的雙方。對於加害人，應有社工或相關專業人員介入協助，與對方會談或提供心理諮商等服務，「如果只有警方對他強硬告誡，他可能會越來越負面，產生更多問題」。

在被害人這端，她發現社會對女性障礙者的支持系統不足，呼籲應多理解她們的處境，包括防身輔具及需要的心理支持，皆不同於一般人；她更盼望，《跟騷法》能帶來實質保障，「我唯一訴求是他不要再出現」。

小婷建議受害者不要獨自承受壓力，應告知可信任的友人，才能獲得陪伴與建議。她以自己為例，當時告知朋友後，「事情攤在陽光下，反而比較安全，讓對方知道，很多人知道這件事，周遭的人也會幫你留意動向，就比較安心」。

跟騷犯拿「追求」當藉口 有精神疾病更棘手

近一年全國發生逾4000起跟騷案件，引發社會關注，這些行為人（加害人）的動機為何？他們如何看待自身行為？本報訪問三大直轄市的檢察官與警察，透過檢警辦案的視角，剖析跟蹤騷擾者的犯案心理。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家防官謝賀先指出，轄區內有飲酒店及「阿公店」，有些長者上門消費，與陪酒小姐親密互稱「老公」、「老婆」，逐漸從顧客關係轉為情感寄託，甚至希望與小姐交往，因此出現跟騷行為。

謝賀先說：「酒客有錢時入店消費，沒錢就在外面守候；或他知道陪酒小姐的住處，就去埋伏守候，甚至電話騷擾。」警方調查此類案件，需花較多時間釐清雙方關係，若是單純跟騷，可用《跟騷法》處理；若曾有親密關係，可合併《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3-1條（俗稱恐怖情人條款）處理。

跟蹤騷擾案件處理流程

註：跟蹤騷擾行為定義為「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跟蹤騷擾防制法

偵辦跟騷案有何困難？謝賀先表示，部分行為人有智能障礙或精神疾病，固執地認為自己是單純追求喜歡的人，也「聽不懂」警方的規勸。他建議，對於這類難以勸說的行為人，可由醫療單位即時介入，評估其身心狀況，「協助他們治療或服藥，以減少執著和跟騷行為」。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家防官謝賀先指出，《跟騷法》往往牽涉其他議題，因此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釐清真相，以確保警方不會被誤導。記者林奐成／攝影

檢察官：許多行為人未意識自身觸法

台中地檢署檢察官鄭珮琪則指出，偵辦陌生人跟騷案件時，需要透過調閱大量監視器影像來調查，包括被害者的住處、通勤車站與工作場所，以抽絲剝繭的方式，找出隱藏在人群中的跟蹤者。

她觀察，最典型的跟騷原因是「不當追求」，例如有跟騷者每天照三餐傳訊問候心儀對象，若是未獲回應，就會轉而恐嚇對方，讓被害人不勝其擾，甚至必須接受精神治療。

跟騷者接受偵訊時，如何看待自身行為？鄭珮琪指出，行為人常見兩種類型，分別是「固執性格」和「未意識已觸法」。第一種行為人，即使對被害人示愛遭到拒絕，仍會持續嘗試追求，「他們會覺得只是第一次被拒絕，也許還可以再追求，或更換一個手段」。

第二種行為人，則是根本沒有意識自己影響他人或已觸法。他們接受偵訊時會辯解「我不是在做一個常見的追求行為嗎」，顯然不知道自己造成受害者恐懼。鄭珮琪認為，此類型更為嚴重，顯示社會上仍有許多人，在追求異性時，欠缺正確的性平意識。

台中地檢署檢察官鄭珮琪指出，行為人與被害人間存在認知落差，部分行為人甚至沒有察覺到自身行為已觸法或影響他人生活。記者林奐成／攝影

對於跟蹤者的心理，高雄地檢署檢察官王朝弘也有類似看法。他說，在偵辦案件時，行為人會辯稱只是單純欣賞對方，且對方未明確表示拒絕，「這就是缺乏同理心，沒有設想被害人處在這種狀況，有可能產生畏懼」。

王朝弘指出，以前若男學生跑到女校門口，為心儀對象「站衛兵」守候，常被認為是一種浪漫行為；然而，在《跟騷法》施行後，這種未經對方同意的行為，恐怕有觸法的疑慮。

他提醒社會大眾：「對於心儀的異性或同性，你追求的手段，在新法施行之後，必須去做必要的調整。」

高雄地檢署檢察官王朝弘提醒，《跟騷法》上路後，大眾必須重新檢視追求手段，避免自身行為造成對方困擾，否則恐有觸法疑慮。記者林奐成／攝影

勵馨執行長王玥好：跟騷結合數位性暴力 傷痛無盡

《跟騷法》上路逾一年，本報專訪催生這部新法的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王玥好，請她從第一線實務經驗，觀察跟騷受害者面對的恐懼，以及如何應對跟騷行為與數位性暴力結合的「複合性犯罪」。

王玥好扶助受暴婦女逾30年，自1990年起擔任社工，救援遭到人口販運的少女，之後開展家暴、性侵等性別暴力服務；目前勵馨在全國15縣市有50多個服務據點，每年服務近兩萬女性。

「跟騷最可怕的是，他造成的恐懼是無形的，像是背後靈」，王玥好首先指出，陌生人「通訊跟騷」令人困擾，即使受害者在網路封鎖對方，但對方可能新創帳號繼續騷擾；對被害人來說，永遠不知道對方是不是真的停止騷擾，因此無形的恐懼會持續很長時間。

對於這些受害者，王玥好說，勵馨會提供心理輔導、轉介法律諮詢，同時也教導他們如何蒐證、報案及取得保護令。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王玥好指出，對於跟騷受害者而言，恐懼如影隨形，需要時間修復心靈。記者林奐成／攝影

前男友上傳私密照 受害者申請下架過程繁瑣

除了陌生人之外，王玥好也提到有些前伴侶不甘分手，進而產生通訊騷擾行為，「他們利用私密照，去威脅要求復合，這是我們的被害人，覺得擺脫不了的問題」。

她舉例說，曾服務一名遭到前男友通訊騷擾的婦女，該男將兩人過去拍攝的數千張親密裸照上傳網路，但受害婦女向網路平台申請下架時，卻必須「單張申請」，也就是要申請數百或數千次，過程繁瑣費時。

更令人困擾的是，受害女子申請下架之後，前男友竟創設新帳號，再次上傳親密照。這種新型態的跟騷犯罪，讓王玥好感嘆：「對受害者來講是重複無止盡，難道你的生命，就被無止盡綁在這個事件中？」

她建議，政府可要求網路平台，若遇到這類案件，應將遭到散播的照片「整批下架」，以快速遏止前伴侶的騷擾行為，消除被害人恐懼。

王玥好指出，有些新型跟騷行為屬於複合性的犯罪，會合併「親密關係暴力」和「數位性暴力」；儘管這些類型都有相關法令可以處理，但未來應該將這些法令整合，「充分利用不同法令，很快去處理被害人遭遇的困難」。

揭保護令三缺陷 專家憂危險「空窗期」

相較1998年立法施行、配套趨於完善的《家庭暴力防治法》，上路僅一年多的《跟蹤騷擾防制法》則逐漸浮現缺陷；專家學者特別關注保護令的不足及可能引發的「空窗期」，主張應放寬保護令的核發範圍，盼未來透過修法改進，讓遭到騷擾的被害者，獲得更全面快速的保護。

缺陷一：兩年內再犯 才能聲請保護令

《跟騷法》催生者之一、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特聘教授王珮玲指出，這部新法在制定時，綜合了歐美、日本法律的三種處理模式，建立出獨特的「台灣模式」：先以警方核發「書面告誡」來立即制止，後續由司法系統將跟騷行為「犯罪化」來進一步嚇阻。

然而，王珮玲也批評，最終立法與民團版本有所落差，仍有修法空間。首先，《跟騷法》規定，行為人（加害人）經書面告誡後「兩年內再犯」，被害人才能向法院聲請保護令。然而，民團主張要雙軌並行，也就是警方核發書面告誡時，被害者可同時向法院聲請保護令，以加強嚇阻行為人，「現在是再犯才能聲請保護令，司法（手段）退的太後面了，跟當時理想有一段落差」。

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特聘教授王珮玲指出，保護令的核發程序仍有改進空間，以確保受害者能獲得應有的保護。記者林奐成／攝影

雖然被害人聲請保護令有所限制，但根據《跟騷法》第5條，「檢察官或警察機關得依職權向法院聲請保護令」；因此，高雄婦女新知協會理事長杜海容律師建議檢警，在處理跟騷案件時，若判斷情節嚴重，應直接依職權，幫助被害人聲請保護令。

她也建議可另闢機制，允許相關單位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替被害人聲請保護令，「案件發生嚴重情況時，可讓這些機關適時介入，這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缺陷二：針對危險案件 缺乏緊急保護令

雖然檢警可核發保護令，但現行的《跟騷法》，仍欠缺「緊急保護令」的核發機制，是應改進的另一漏洞。

杜海容解釋，以《家暴法》來說，法院可不經審理，針對急迫危險案件，在4小時內核發「緊急保護令」，而《跟騷法》則沒有相關規定，恐形成「空窗期」使被害者陷於危險。

「《跟騷法》的即時性應加強」，杜海容建議，可考慮針對緊急狀況，增加「緊急保護令」，讓警方可以盡快強制介入，處理危險案件，「會比書面告誡的效果更好，也可減少空窗期狀況」。

高雄婦女新知協會理事長杜海容建議，針對緊急狀況增設「緊急保護令」，以確保受害者的人身安全不受威脅。記者林奐成／攝影

王珮玲也指出，有些性騷擾案件的嚴重性，未達刑法傷害罪的程度，行為人可能不會遭到法院羈押，這時就需要緊急保護令，「我個人贊成可以增設，你可以備著，不一定每個案子都要用，但是有需要就可以用」。

缺陷三：保護令駁回率達25% 高於家暴

此外，婦女團體發現，跟騷事件的保護令，遭到法院駁回的比率高於家暴案件。據司法院統計，新法上路一年間，跟騷保護令駁回率為25.6%，等於每4件就有一件遭駁回，而家暴事件保護令駁回率則是17.5%，兩者有明顯差距。

杜海容律師分析，跟騷保護令遭駁回的原因，包括「聲請要件不符」或「證據不足」，且每個案件的審理法官不同，牽涉法官個人心證，因此保護令的判決會出現「寬嚴不一」情況。

跟騷保護令的核發率，是否有往上提升的可能？杜海容指出，相比其他類型的案件，性騷案件蒐證較為困難，往往證據能力處於劣勢；她建議司法院，可讓法官在受訓過程中，多瞭解性平觀念，「能夠多從被害人角度去思考，也許在證據的認定上面，就可以從寬一些」，才能提升核發比率。

現代婦女董事王如玄：跟騷刑度低、司法人員訓練不足 法規和執法都須優化

現代婦女基金會每年陪伴超過8000名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受害者走出陰影。現代婦女基金會董事、律師王如玄觀察，《跟騷法》上路後雖已有一定嚇阻效果，但刑度過於寬鬆，「一年以下有刑徒刑能判什麼？幾乎都是易科罰金」，法規還須進一步優化。

現代婦女基金會董事王如玄指出，警方核發告誡書後，絕大多數的行為人會察覺自身行為已觸法，有助於界定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和過度追求的界線。記者侯永全／攝影

王如玄指出，根據《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規定，實行跟騷行為者，最高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十萬元以下罰金，刑度極輕。反觀《刑法》第315條之一、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最重面臨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性騷擾防治法》中也明確規定性騷擾罪行如襲胸、襲腿、襲臀，可判處兩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王如玄指出，她曾查閱法院實務中的判決，其中一起侵入住宅的跟蹤騷擾案例，最終法院選擇以「侵入住宅」罪名來判，而非跟騷，反映出現行《跟騷法》刑度問題，「侵入住宅可以判比較重，跟騷法定刑度太輕了」。相關團體已著手研擬修法。

此外，王如玄說，民事庭法官處理跟騷經驗不足是另一大問題。以保護令核發為例，現行法規雖明定，檢察官和警察可依個案狀況直接向法院聲請保護令，不需經書面告誡兩年後，但有一部分法官即便接到聲請，還是會要求警方先發書面告誡，拒絕核發。

還有法官連程序和法規都不清楚。王如玄說，有些法官認為已發書面告誡，就不用再發保護令，但兩者執法力道完全不同；還有法院核發保護令後，沒有依規定通知警察機關執行，警察等到被害者再度被騷擾報警時，才知道原來被害者之前已聲請保護令，司法與警政「斷線」。

「司法體系必須加強教育訓練」。王如玄說，若司法院認為訓練所有民事庭法官有困難，就應指派特定、專精於跟騷案件的法官來處理相關案件，才能有效保障受害者。

療傷解方：學習愛自己 維持日常就能走出來

《跟騷法》上路僅一年，仍有民眾不瞭解什麼是跟騷行為，甚至有被害人隱忍未報案，究竟遭遇跟騷該如何應對？王如玄強調，機構以保護被害者人身安全為首要優先，包括協助蒐證、擬定安全計畫、尋求身邊的人幫忙，如公司可提供電話過濾服務、協助調動工作地點或職務，以確保員工安全。此外，她建議被害者採取理直氣婉、堅定和緩的態度，明確表達自身立場，將更有助於談判，讓對方清楚了解行為界限。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家防官林彥里提醒社會大眾，對於他人的追求行為，一旦自己無法接受且已明確拒絕，即可報案請警方開立告誡，甚至提出告訴。

他說，警方處理跟騷事件時會給被害人一張「安全提醒單」，提供保護自身方式，如改變上班路線或封鎖對方資訊；此外，外出時可找友人陪同、將手機攝影功能打開，或利用警政署的手機App「110視訊報案」即時處理。

大安分局家防官林彥里指出，民眾遭遇跟騷時，警方能提供安全提醒和保護方式，保障被害人的安全。記者林奐成／攝影

台灣醫療健康諮商心理學會理事長李玉嬋則說，遭到跟騷恐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當時被騷擾且形成恐懼的畫面，不斷侵入腦海，「生活24小時如影隨形，不知道何時會警鈴大作」；急性的創傷症候群約一個月可康復，但若持續半年以上，神經系統會衰弱，恐懼加深且安全感受損。

她指出，治療創傷症候群會使用「快速眼動療法」，藉此切斷腦中與痛苦記憶的連結；受害者也可利用紓壓方式，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創傷，例如泡熱水澡、理療活動、登山或激烈健身，體會全身放鬆的感覺，對抗心理壓力。

從自身服務經驗出發，李玉嬋分析，被害者遇到這種事情發生，「越無常的狀態，越要保持日常」，建議被害者列出每天可以做的事情，維持日常生活的規律活動，才能「設立停損點」走向康復。

台灣醫療健康諮商心理學會理事長李玉嬋認為，康復的首要關鍵是相信自己能被改變、治療。記者林奐成／攝影

她指出，遭到前伴侶跟騷的被害者，因為在親密關係受挫，未來可能會封閉自己，無法再建立依附關係。她提醒被害者，經過跟騷事件後，應學習接納新的親密關係，重建安全感，「這是一種安全的人際關係練習」。

此外，對被害人來說，最重要的是學習「獨立」與「愛自己」。

「不只把自己全然交給別人，你還要愛自己跟照顧自己，因為你是保護自己最重要的人。真正的關係，是在信賴與親密、獨立與自主，以及愛別人與愛自己之間，找到一種最棒關係的彈性」，李玉嬋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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