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崇倫會客室EP212｜歷史記憶如何塑造中國戰略思維？ft.哈佛教授Rana Mitter

🎧立即收聽 按下左側播放鍵↓

二戰結束至今已八十年，當歷史進入國際政治的前線，它不再只是紀念與反思，更演變為話語權與戰略競逐的一部分。本集郭崇倫會客室邀請《被遺忘的盟友》作者、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講座教授米德（Rana Mitter），深入解析中國如何重新詮釋二戰記憶，並從歷史的角度切入中國、俄羅斯、美國與台灣之間錯綜複雜的戰略關係。

📣本集重點

• 八年抗戰更符合史實 十四年抗戰偏向政治描述
• 紀念閱兵常帶政治訊號 中國對俄仍保留戰略彈性
• 「反向尼克森」未必可行 俄無意與中國拉開距離
• 武力犯台代價高昂難承擔 反成中國崛起最大障礙
• 經濟實力勝過軍事恫嚇 北京影響力取決於自我定位
• 台灣三策應對變局 關鍵在穩內、安外、保持溝通

📣更多收聽平台

• https://tinyurl.com/bdhzsxfs

訪談全文翻譯：

郭：我們在2014年您訪問台灣時也進行過一次類似的訪談。當時是由馬英九政府接待，正舉辦盛大的抗日戰爭紀念活動。而您的著作，特別是《被遺忘的盟友》（The Forgotten Ally），在台灣與中國都廣受關注與討論。我想請問，您是否對於中國與台灣都如此重視您的研究成果感到意外？您當時是否預期會有這樣的反響？另外，您認為這本書的主題，與當前台灣與中國在歷史觀上的立場，有哪些對應或呼應的地方？

米德：老實說，我完全沒想到這本書會在台灣與中國大陸都獲得這麼大的關注與迴響。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驚喜，也是一種榮幸，許多讀者願意從書中找到他們認為有價值的內容。

當初我寫這本書，出發點其實非常個人。我一直認為，讓英語世界更全面地理解中國在二戰中的經歷是非常重要的事。這點十二年前我可能就說過，如今仍然這麼覺得，也許有點遺憾的是，即使經過這麼多年，西方對於中國戰場的認識依舊不夠深入。雖然這幾年狀況已有改善，除了我的書之外，像是劍橋大學方德萬教授（Hans van de Ven）的《戰爭中的中國》也是非常重要的補充。不過如果跟太平洋戰爭、北非戰役，甚至蘇聯戰場相比，英文著作中關於中國戰場的書籍仍然相對稀少。

反倒是在華語世界，無論是台灣還是中國大陸，都已經有大量研究專業或通俗讀物在探討這段歷史。所以我當初真的沒預期，會有這麼多台灣或中國的讀者對一本外國學者寫的書產生興趣。畢竟我寫這本書的原意，是希望讓西方讀者理解這場戰爭對中國的意義，能引起中文世界讀者的共鳴，對我來說是一種特別的肯定。

從某種程度來說，這種理解應該是可以雙向進行的。或許英國讀者也會想知道，中國人是怎麼看待英國的戰爭努力。近年有一些學者開始做這方面的研究，比如香港的年輕學者最近研究到一位在諾曼第登陸參戰的中國軍官，但這類研究目前還非常少見。所以，當我發現台灣與亞洲的讀者願意閱讀這本書，甚至給予回應，我感到非常高興與感激。

郭：這是中國與台灣在歷史記憶上的共同點，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差異，特別是在抗日戰爭起始時間的敘述上。在台灣，一般是延續國民政府的敘事，從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開始計算，也就是所謂的「八年抗戰」。但在中國，中共則發展出一套新的敘事方式，將戰爭起點推前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稱之為「十四年抗戰」。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差異？這是否反映了中共希望凸顯其在抗戰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藉此強調其領導抗日的正統性？

米德：這樣的差異背後，其實有多重動機，不完全只是中共為了強調自己抗戰貢獻的政治操作。在大約十年前，中國大陸的學術界對「八年抗戰」與「十四年抗戰」仍有辯論。一些歷史學者為了化解爭議，曾提出區分「片面抗戰」與「全面抗戰」的說法，將1931年視為局部抗戰的開端，1937年則是全面抗戰的開始。不過從2017年起，中共官方開始正式以十四年作為抗戰期間的說法，而到了近幾年，甚至更進一步模糊「片面」與「全面」的分野，統一稱之為一場完整的抗戰。

除了政治因素，這個變化其實也和東北學界與政治人物的推動有關。因為如果只從1937年開始算，那麼東北自1931年以來所經歷的日軍侵略、滿洲國建立、社會動盪等，都被排除在主要抗戰敘事之外。對許多東北出身的學者與官員來說，這樣的忽略是無法接受的，因此他們希望透過拉長抗戰起點，讓東北的歷史經驗也被納入整體的抗戰記憶中。

如果你問我個人是否同意這樣的改變，我的答案是：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說，我仍傾向維持「八年抗戰」的說法。原因有幾個。首先，身為研究亞洲戰爭史的學者，我們常常需要對抗來自歐洲學界的觀點，他們認為二戰是從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開始的，這種說法往往將亞洲戰場視為附屬，直到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後才「納入世界大戰」。但如果不承認亞洲戰爭從某個時間點就已經開始，那麼1941年的日本參戰就失去了背景與邏輯。

然而，1931到1937年間，中國大部分地區（特別是東北以外）其實並未進入全面戰爭狀態。1933年簽訂了塘沽協定，1934年又有何梅協定，這些都顯示中日之間仍試圖以妥協維持局勢，雖然蔣介石政府從未承認偽滿洲國，但事實上當時的郵政與鐵路仍在一定程度上維持運作，社會生活有其連續性，這與戰爭狀態是不同的。

直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才真正全面進入戰爭狀態。我認為從那時開始，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抗戰」。所以相較於「十四年抗戰」這種說法，我認為維持過去「全面抗戰」與「局部抗戰」的區分，更有助於理解歷史現實。畢竟，抗戰起算點的爭論更多反映的是政治語言，而不是歷史學家的研究分類。

郭：除了中國和台灣的主流敘事之外，現在出現了第三種對抗戰的詮釋，特別是來自所謂「台灣主體性」的角度，也就是目前台灣執政黨民進黨正在發展的一套敘事方式。您怎麼看這樣的敘事？我們又該如何在這樣的詮釋中賦予歷史意義？

米德：歷史解釋（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和政治上的歷史運用（political use of history）應該區分開來，但兩者只要是建立在正確的歷史事實基礎上，其實都是可以理解、甚至合理的。

舉例來說，政治人物在世界各國都會引用歷史，尤其是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的重要事件，來說明當下的處境或價值。例如我剛從英國來，我們也剛舉行過一系列二戰紀念活動。這些紀念的重點往往是強調英國作為歐洲國家，曾在納粹侵略時保衛了民主與自由。這是一種帶有現代意義的詮釋，也是一種合理的政治運用。

同樣地，在台灣，抗戰歷史的詮釋不是近幾年才開始，而是過去五十到七十年累積的結果。早期國民黨政權在威權時代，也非常重視抗戰歷史，但當時的一個核心目標是完全抹除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角色。反過來，中共在中國大陸的敘事也是把國民黨的角色邊緣化。這是一種「鏡像」式的政治操作。

但情況是會改變的。十年前，馬英九擔任總統期間，國民黨版本的抗戰敘事已經不再排斥中共。當時我參加了一場在台北舉行的大型國際會議，中國大陸也有不少學者參與，分享他們的研究與觀點。這代表彼此的敘事至少可以並存。而在中國大陸，其實也仍有學者在研究國民黨的抗戰史，雖然相較於十年前，現在這方面的強調可能有所減弱。

所以，如果今天兩岸的政治領導人要從二戰中汲取某些歷史教訓，自然會挑選最符合自身世界觀的部分來強調。你可能會問：那歷史的政治運用是否有可能走向錯誤或濫用？我的答案是，有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今日俄羅斯以二戰為由，試圖合理化入侵烏克蘭的行為。那就是一種錯誤的歷史詮釋，是對歷史背景的曲解。但這與各自選擇最能呼應自身政治價值的歷史片段，是兩回事。只要不扭曲史實，選擇性的記憶與詮釋，其實是歷史與政治互動的一部分。

郭：日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了在莫斯科舉行的二戰勝利80週年閱兵儀式。我想請您從歷史角度分析中俄之間的關係，特別是抗日戰爭期間的中蘇同盟。當時蘇聯應該是第一個對中國提供援助的國家。而如今，我們看到習近平與普丁並肩聯手、對抗西方。您認為這當中有什麼歷史意涵？這只是巧合，恰好發生在80年後？還是其實有更深層的歷史延續與意圖？

米德：習近平赴莫斯科參加二戰勝利80週年閱兵，引發不少關於中俄歷史與當前關係的討論。你提到中國與蘇聯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經是盟友，這確實沒錯，但這段歷史本身就具有某種諷刺意味。1937到1938年之間，蘇聯確實派遣空軍飛行員援助中國，協助保衛上海與華東地區的領空。這一段歷史在中國的記憶中仍然存在，卻在西方較少被提及。很多西方人聽過「飛虎隊」——美國志願隊，但不知道蘇聯其實更早就參與了中國戰爭。

然而，這段援助其實非常短暫。從1940年開始，史達林逐漸撤回對華援助，整個戰爭期間，蘇聯對中國基本上保持中立，直到1945年8月，也就是戰爭即將結束的最後幾週，才對日宣戰。相比美國與英國，蘇聯實際上對中國的貢獻是最少的。這一點在當今莫斯科的紀念活動中幾乎完全沒有被提及，這也顯示出歷史學者與政治領導人看待歷史的方式是不同的。

至於今天中俄之間的戰略互動，我認為中國的立場其實比表面上來得複雜。習近平此行與普丁進行了為期三天的會談，這無疑是對西方世界某些「中俄可被分化」的假設做出明確表態。他們想傳達的訊息是，中俄關係非常緊密，這不是短期內可以撼動的。但與此同時，中國在許多方面仍然展現出某種克制。舉例來說，中國至今沒有正式對俄羅斯提供軍事支援。我曾親自向中國的政策制定者詢問此事，他們的回答很一致：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尊重烏克蘭的主權。

所以，這場80週年的紀念活動，不只是回顧歷史，也揭示了當代地緣政治的多重層次。從歷史角度看，中蘇（中俄）的關係曾經有過援助、也有過距離；從現實角度看，中國如今與俄羅斯的靠攏固然明顯，但仍保有一定的彈性與空間。這一切的連結，不完全是歷史的直線延伸，更像是歷史與現實互相參照的結果。

郭：中國對與俄羅斯的關係採取一種「夥伴關係」的策略，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軍事同盟，這與中國長期奉行的不結盟外交政策有關？

米德：中國目前唯一正式的軍事同盟只有與北韓，而這段關係在北京看來已經夠麻煩了，再多建立其他類似的同盟，對中國來說並不具吸引力。取而代之的，是「夥伴關係」這種更靈活的政治表述。

還記得兩年前中俄曾經提出「無上限的友誼」（partnership with no upper limit）這個說法，引發國際關注。但如果你留意最近的官方語言，會發現這個措辭其實已經越來越少出現。中國官員自己也不再強調「無上限」這個概念。這是否意味著中方態度轉變？我不是記者，無法判斷內部消息的細節，但就語言的變化而言，這確實是個值得注意的轉變。

習近平當然不可能在此時此刻「拋棄」普丁，他很明確地展現出中俄關係的強度。但同時，中國也並不打算在所有議題上與俄羅斯綁在一起。我個人猜測，中國高層對俄羅斯當初入侵烏克蘭的決定其實感到意外，甚至可能是震驚。畢竟當初普丁的計畫是「三天拿下基輔」，但如今三年過去了，澤倫斯基還在，烏克蘭也還沒倒。這樣的結果，讓許多中國的決策者很可能私下開始質疑：普丁的這一步，真的走得明智嗎？

這些想法當然不會公開講出來，但我認為，今天你在紅場上看到的那份「友誼」，其實背後藏著更多的謹慎與盤算。

郭：川普總統曾多次表示，希望儘快結束烏克蘭戰爭，並恢復美俄關係。許多人將此稱為一種「逆轉尼克森」策略，也就是說，美國希望與俄羅斯結盟以制衡中國。但您並不認同這種解讀，您的反駁理由是什麼？

米德：所謂「反向尼克森戰略」（reverse Nixon strategy），或有些人稱為「反向季辛吉戰略」，基本邏輯是一樣的：試圖將中國與俄羅斯拆散，然後拉攏其中一方靠近美國。這樣的構想近來在美國政策圈並不罕見，包括國務卿馬可·魯比歐都公開表示，若有機會讓俄羅斯遠離中國，對美國而言將是好事。如果美國真能做到這點，我會感到相當驚訝，但我認為這樣的機會其實非常渺茫。

我們可以回顧1970年代的歷史來理解當年中美關係破冰的動力。中國之所以願意與季辛吉、尼克森談判，是因為當時中國與蘇聯的關係極度緊張，早在1960年雙方就已決裂，1969年更爆發珍寶島事件，邊界衝突一度演變為實際交火，戰爭一觸即發。毛澤東與國防部長林彪當時非常擔心會與蘇聯爆發全面戰爭。而美國則因越戰深陷泥淖，急於尋求減少亞洲承擔。雙方的共同戰略利益，促成了中美接近。

但今天的局勢完全不同。中國與俄羅斯雖然並非完全一致，雙方關係也非「完美無缺」，但他們並沒有任何實質敵意。兩國在地緣、能源、經濟上有密切聯繫，邊界穩定，能源交易頻繁。中國雖未對俄羅斯提供武器，但在科技與設備領域提供的支援，基本上已被認為間接有助於俄軍行動。

這些現實條件意味著，中國目前對與俄羅斯的關係感到滿意，也不希望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同樣地，俄羅斯也沒有理由主動與中國疏遠。若美俄關係在川普與普丁領導下出現突破，莫斯科當然會樂見其成，但這不代表它會因此遠離北京。對俄羅斯而言，能同時與華盛頓與北京保持良好關係，才是最佳局面。

如果情勢真的如外界所想發展，那對普亭而言無疑是理想局面。從中國角度來看，即便莫斯科做出一些北京不完全認同的行動，例如俄國入侵烏克蘭，我認為中國其實並不樂見這樣的決定，但他們仍選擇低調處理，不會在公開場合批評俄方，這對俄羅斯來說其實是一種戰略上的勝利。

至於美國方面，我們現在談話的時間是五月中旬，從目前每日變化的新聞來看，川普現在似乎對普亭不再那麼滿意，可能已經懷疑這筆「交易」是否能帶來好結果。若談判破裂，俄羅斯再度失去美方信任也是可能的，情勢如何發展現在仍言之過早。

郭：後半段我想請教您，作為一位政策專家，您從英國移居美國，現在任職於哈佛甘迺迪學院。從歷史學者轉變為專注當前事務的政策專家，這兩者之間有什麼不同嗎？還是說您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問題，因此能夠看到其他專家無法察覺的事物？

米德：我不敢說自己擁有什麼獨特的見解，我教給學生的大多數內容，其實是從各領域專家的研究中整理而來。不過我會說，在我這幾年於甘迺迪學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教書的經驗中，我一直很重視向學生強調「歷史是理解當代中國的重要視角」。我目前開設的一門課程，主題是「中國在世界的角色：過去與現在」，這門課每週聚焦一個主題，用歷史與當代兩種不同的角度來檢視。

舉例來說，課程某週的主題是美中關係，我們會先回顧50年前尼克森訪中這一歷史事件，討論它在歷史上的意義；然後再比較現今美國國務卿（如布林肯）訪中的情況，兩者之間有什麼異同。又或者，第一堂課我們會討論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滿洲的歷史背景；接著，我們會分析今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事件，並探討中國是如何回應這類國際衝突。

透過這樣的課程設計，我希望學生能從歷史的視角，更深入地理解中國在貿易、國際安全、科技與全球化上的行為。對於公共政策的學生而言，了解當代固然重要，具備面向未來的思考能力也不可或缺，但要做到這兩件事，首先必須更深入地認識過去。這也是我非常樂於從事這門教學的原因。

郭：在《外交事務》最新一期中，您預測二十年後習近平仍將對中國具有影響力，就像鄧小平一直掌權直到九十二歲去世一樣。這對台灣來說是不祥的跡象，因為許多人認為習近平能夠長期執政，至少名義上，是與他完成中國統一的目標密切相關的，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台灣問題將是他必然要解決的課題？

米德：我希望讀者能明白我真正想傳達的訊息，或許我應該在文章中寫得更清楚些。首先，關於習近平的未來，我的確提到他有可能像鄧小平一樣，到了九十歲仍掌握權力，畢竟中國領導人普遍壽命頗長，但即使如此，屆時主導中國決策的，將會是比他年輕得多的一代人。

習近平所屬的世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長的一群人，而下一代──那些在1980與90年代成長起來的人──則是在一個中國對外開放、充滿可能性的時代中長大。他們的世界觀與上一代截然不同，我認為未來二十年，這一批人將會逐漸掌握更多主導權。

我也指出，在科技、科學、綠色能源，甚至可能包括意識形態等領域，中國在接下來二十年中，特別是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國家，有許多機會可以為自身的發展路徑與價值觀進行辯護與宣傳。不過，我同時強調，有一件事極可能會破壞中國這些長遠計畫，那就是「對台灣的武力犯台」。

我認為，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武力奪取台灣將是最失敗的一項戰略。不僅許多軍事戰略家認為武統難度極高，即使真的成功了，其所帶來的國際聲譽損害，也將終結中國想要打造「新世界秩序」的企圖。因此，若從這個角度思考，這對台灣而言，或許反而是一個相對樂觀的訊號，而不是充滿陰影的未來。

郭：但我想進一步追問這個問題，就像鄧小平一樣，習近平也許掌握著一種否決權。以鄧小平為例，當時改革動力停滯，他就南巡到深圳，公開表示如果不願意改革就必須下台，從而重新啟動了改革的動力。那麼，習近平是否也會像鄧小平一樣握有這種否決權？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他是否可能行使這種否決權？

米德：我認為，若要從鄧小平的「南巡」來看習近平是否也擁有「否決權」，其實更值得關注的，是他是否具備一種「賦能的權力」（enabling power）。回顧1992年鄧小平南巡的背景，那是在六四事件三年之後，黨內保守派如陳雲等人對鄧的經濟改革方向提出強烈質疑，認為趙紫陽的自由化路線是錯的。鄧小平當時其實處於劣勢，不確定自己是否能重新掌握主導權。他並不是靠著「否決」來逆轉局勢，而是運用自己的歷史聲望與政治資本——作為長征的倖存者、毛澤東時代的最後一位元老，親自南下深圳、坐著高爾夫球車，向全國傳遞一個訊號：改革開放不能停。

今天的中國也處在一個關鍵時刻。大家都知道，眼下中國經濟狀況不佳。儘管在綠色科技、能源、5G、人工智慧等領域表現亮眼，但民眾真正關心的是工作機會在哪裡？創業機會在哪裡？這些問題的解方，恐怕只有極少數人有能力推動，比如真正大膽地開放私營部門，甚至開放資本帳戶、實現人民幣可兌換。這些才是當代版的「南巡」，而習近平其實擁有這樣的「賦能」權力，只看他是否選擇啟用它。但這與台灣問題無關，台灣不是這一類型的議題。

郭：您還有另一個二十年後的預測，您說中國有可能以一種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與西方共存。請問這個前提是不論中國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只要中國經濟持續成長，您認為其他大國，特別是美國，會試圖壓制中國並阻止這種共存發生嗎？這也正是大家常說的「修昔底德陷阱」，您認同這個說法嗎？

米德：我的看法是，這個可能性不完全取決於中國會做出什麼樣的內部改革，而在於中國如何選擇展現自己的力量。如果中國選擇強調軍事實力，並且讓外界感受到它準備動用武力的意圖，那麼美國和日本等其他盟友就會更容易向全球說明「中國是一個具威脅性的行為者」。

但如果中國淡化軍事姿態，轉而強調它在地緣經濟上的巨大影響力，那麼西方要說服其他國家「中國是個問題」就會變得困難許多。我不是說這樣的說法一定錯，而是說它的說服力會減弱。你可以想像，如果中國的經濟影響力遍佈全球，各地需求中國的太陽能板、風力發電設備、5G技術——很多國家的系統早已採用華為的設備——這種情況下，非洲、拉丁美洲、東南亞的國家很可能會認為中國是值得合作的對象。

目前讓各國對中國感到不安、並更傾向於加入美國所主導的「圍堵策略」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中國可能使用軍事手段的威脅。因此中國真正的挑戰，是能否讓國際社會相信它是一個可信賴的地緣經濟型大國。這當然很困難，而且在全球逐漸走向分裂成幾個貿易區塊、而非以自由貿易為主的格局之下，中國要做出這種選擇將更加棘手。

郭：現在有川普，他正在把過去那種自由貿易的世界改變成更偏向新重商主義的世界，變成各國各自為政，沒有公共財的概念。我們也看到北約逐漸解體，雖然不能說完全瓦解，但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團結了。中國看到這種情況，是否會回到您文章中提到的原始理念──先復國、再強兵？您認為強兵會不會反而危害復國的目標？

米德：首先，就安全與地緣政治層面來說，現在是2025年5月，局勢可能在一兩週內就會出現重大轉折。例如北約（NATO）——很多人認為它正在分裂、甚至走向瓦解，但我不這麼看。如果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談判最終破裂，北約的角色反而可能比過去幾個月更為關鍵。從美國內部來看，馬可·魯比歐（Marco Rubio）在過去幾週內迅速崛起，除了國務卿的身分，現在也兼任國安顧問，自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以來從未有人同時擔任這兩個職位。他當然是配合川普政府的政策，但他也在塑造這些政策。從目前跡象來看，他並不希望北約瓦解。或許他會對盟國施加更大財政壓力，強硬要求它們承擔更多責任，但我不認為他會支持北約的終結。所以我會說，北約未必如外界想像地那麼虛弱。

第二，在經貿層面，的確有聲音認為全球正走向「新重商主義」，但我認為，情勢遠比這說法更為複雜。美國曾短暫實施高關稅政策，對全球釋出強烈訊號，但它很快又必須退縮，因為債券市場的反應讓華府明白，這種做法不可持續。這反而激發了另一種趨勢——越來越多不屬於中美兩強的國家開始尋求彼此合作，因為它們發現自己無法再單純依賴或信任這兩大貿易體系。

舉例來說，歐盟、澳洲、加拿大、甚至英國和東南亞國家，都在思考如何在一個中美都變得不可預測的世界中尋找新的穩定機制。中國一度以為，這些對美國感到失望的國家會轉而投入中國懷抱，但問題在於中國並未建立起足夠的信任感，讓這些國家願意完全靠向它。就像加拿大，地理上緊鄰美國，幾乎不可能完全脫鉤；但即便如此，加拿大也在尋求更多元的夥伴選項。

我認為，真正可能帶頭塑造新秩序的，是歐盟。今天的歐盟，不僅具備足夠的經濟體量，更重要的是，它仍然掌握全球貿易規範的主導權。正如那句老話所說：「美國創新、中國模仿、布魯塞爾立法。」這雖是誇張之語，但核心觀察是正確的。除了美中兩強，目前真正有能力制定國際規則的，唯有歐盟。如果它願意更積極地發揮這股力量，就有機會建立新的聯盟。

當然，這過程並不單純。現在的安全與貿易架構仍在重組當中，歐盟與其傳統夥伴在這兩個領域的立場未必一致，但又存在重疊。我們看到日本這樣的國家，即使位居亞太、面臨區域風險，也並不想走向孤立或保護主義。

甚至連印度這樣過去不太願意簽訂貿易協議的國家，也在兩週前與英國簽下自由貿易協議，這在以前是難以想像的。這代表印度正在改變，開始意識到它在全球貿易架構中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當然，不會是今天、也不是明天，但如果你三年後再回來看，等到這屆美國政府任期將近結束時，整個全球貿易的制度架構，很可能已經有顯著變化。

郭：台灣正面臨來自中國的巨大威脅，而我們傳統的盟友美國，在某種程度上似乎也變得不那麼可靠了。另外，台灣擁有全球各國都極度重視的關鍵產業，像是台積電的晶片產業。在這樣動盪的世界局勢下，台灣有什麼選擇？您會給台灣什麼建議或提議？

米德：我認為，台灣當前最重要的，是保持各種對話管道的暢通，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際層面。當然，我必須先說明，台灣是一個成熟而充滿活力的民主社會，對於未來的選擇，自有許多優秀的人才投入辯論與決策。因此，作為一位外國學者，我並不認為我有資格對台灣提出建議。不過既然您誠懇地問我，我就提供一些謙遜的想法。

第一層面是內部政治。雖然台灣的政治極化現象並不像其他地方那麼嚴重，但確實出現了一些跡象，這與美國、德國以及其他許多自由民主國家的情況類似。台灣目前仍是一個極為自由的民主社會，擁有自由的媒體、公民社會和大學，整體而言，是亞洲最自由的地方之一。這些得來不易的民主成就，必須被珍惜與守護。

台灣在短短幾十年間，完成了從威權到民主的深刻轉型。1970年代，蔣介石政權仍以獨裁手段統治，但隨著美麗島雜誌等民主運動的興起，台灣經歷了痛苦而真實的轉型過程，走向真正的民主。這樣的歷史經驗極為珍貴，對台灣的價值體系也至關重要。在不同立場之間找到共通價值，是凝聚社會共識、強化韌性的關鍵。

第二點，我想說的是，不論未來由哪一個政黨執政，不論是目前已知的幾個政黨，或是將來可能崛起的新政黨，都不應對美國失去信心。剛才您提問中提到「美國不再可靠」，但我不這麼看。目前美國政府內仍有許多人，並且是頗具影響力的人，清楚表明支持維持台灣現狀。他們將台灣的安全視為美國整體對外政策的重要一環。

舉例來說，美國國防部長赫塞斯（Pete Hegseth）幾週前訪問亞洲時，特別選擇了東京與馬尼拉，公開強調亞洲盟友對美國的重要性，這是美國目前並未對歐洲盟友展現的程度。從這點來看，美國的印太戰略仍將台灣視為不可忽視的一環。因此，我會建議台灣務必持續與美方保持密切對話，不可放棄。

第三點，也是比較困難但非常重要的一點：台灣與中國之間應該盡可能維持某種形式的對話。這並不容易，因為北京方面並不總是願意與台灣溝通，但從長遠來看，讓對岸知道台灣有自己的思考方式與行事邏輯，是非常關鍵的。問題在於，許多負責「台灣問題」的中國官員，雖然掌握大量情報與數據，但實際上對台灣社會的真實運作與情感脈絡，缺乏深入理解。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威權體制難以理解民主社會的結構性困難。

當然，這也不是單方面的現象。民主國家的人也經常無法真正理解威權體制的運作模式。因此，無論是透過學術交流、文化活動或其他形式的接觸，讓雙方有機會理解彼此社會內部的真實樣貌，是值得嘗試的事。雖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但我相信，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有對話總比完全沒有對話要好。只要不是以錯誤議題為主的對話，那麼對話本身就是一種建設性的開始。

本集節目由永豐金控冠名贊助，翻轉金融，共創美好生活，Together, a better life. 以新聞開啟國際視野，永豐金控與您一同掌握全球脈動。

📣推薦閱讀

二戰德國反對派為推翻希特勒 曾求助蔣中正向美英傳話

百年前清軍靠兵書封鎖淡水河口 戰法竟媲美今日國軍

※ 歡迎用「轉貼」或「分享」的方式轉傳文章連結；未經授權，請勿複製轉貼文章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