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崇倫會客室EP210｜新冷戰世紀啟動 世界走進對抗新常態 ft.國際頂尖智庫領袖Robin Nibl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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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的國際局勢風雲變幻，美中關係是否已步入新冷戰時期？全球安全架構與國際合作機制是否還能應對這波地緣政治重組的挑戰？而在這場大國博弈中，台灣的角色又有多關鍵？本集郭崇倫會客室特別連線英國王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傑出研究員暨前所長尼布萊特爵士（Sir Robin Niblett），深入解析這場大國博弈的核心問題與未來走向。

📣本集重點

• 美中進入新冷戰，軍事、科技、經濟、意識形態競逐。
• 經濟高度依存帶來風險，去風險步調可能比預期更快。
• 戰後國際體系影響力減弱，各國正在找替代方案合作。
• 北約面臨信譽危機，歐洲需大幅投資自己的常規軍力。
• 台灣在新冷戰中處境艱難，需加強防衛以爭取未來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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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全文翻譯：

郭：我想先從您撰寫的《The New Cold War: How the Contest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Will Shape Our Century》這本書開始談起。讀者對您提出的「新冷戰」概念非常感興趣，想了解它與我們所熟知的舊冷戰有何不同？您認為中國與美國現在是否已經進入了新冷戰的階段？

尼：美中之間其實已進入一場新的冷戰，兩國不僅在地緣政治與科技經濟領域互相競逐，更存在根本的意識形態對立。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雙方都將對方的核心實力——無論是軍事、經濟還是科技──視為對自身權力與影響力的挑戰。美國自二戰以來，一直是全球最強的軍事大國，擁有遍布全球的軍事基地，用以投射影響力、保護盟友並確保自身安全，不只是大西洋，還包括太平洋。

在經濟領域，美國自1945年起的全球GDP佔比大約維持在20%至25%之間，而中國的崛起則讓這一結構出現劇變——從過去的個位數一路上升至如今逼近19%，幾乎成為美國的對等對手。在科技方面，情況更為明顯。美國過去一向掌握高端科技的制高點，但根據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針對關鍵技術的評估報告，在54項技術中，中國已在超過一半領域領先美國。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轉變。

對中國而言，他們高度依賴全球貿易，不僅需要出口市場，也需要進口關鍵原物料與礦產，以維持經濟運轉。但中國又受到所謂「第一島鏈」的戰略限制——從北方的南韓、日本，到中間的台灣，再到南方的菲律賓，都是美國影響力延伸的據點。在我看來，北京有強烈動機想要突破這樣的戰略包圍，讓中國能在科技、軍事與經濟上自由發展，不受牽制。

但這場對抗也不只是戰略與利益的競逐，還深深牽涉到意識形態的對立。我曾在華府工作15年，深知美國對於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的不安。這樣的一黨專政體制，在美國國會眼中是一個潛在的全球威脅。這些年來，我們可以看到國會設立各種監督中國的特別委員會，對中國的科技擴張、全球影響力都表現出高度警覺。他們擔心這樣的體制會在國際上變得更具侵略性，對民主價值構成挑戰。

當然，從北京的角度來看，他們認為是美國才是那個咄咄逼人的大國──美國不僅在全球推動民主，還試圖在中國內部削弱共產黨統治。他們對美國打壓中國在非洲、東協等地影響力的作法感到憂慮，也將科技視為展現自身價值觀的手段。

以TikTok為例，美國國會之所以要封禁這款應用程式，背後的理由就是擔心中國的科技產品可能削弱美國的民主制度。在我看來，雙方已不只是科技、軍事、經濟上的競爭對手，更是兩種無法共存的體制之間的對峙。

因此，無論是美國對中國實施的科技禁令，還是限制貿易的措施，這些都不只是針對產業補貼或市場不公平行為的爭端，而是我們已然身處其中的一場「新冷戰」的具體證明。

郭：我可以理解意識形態或軍事上的對抗，但在經濟方面，很多人認為中國與過去蘇聯的模式非常不同，中美之間有更深的經濟相互依存關係。您是否認為這種相互依存會因為最近的美中關稅戰而開始瓦解、走向脫鉤？還是說這樣的經濟依存關係其實已經強大到難以被切斷、難以進入典型冷戰的對立模式？

尼：在我看來，北京早在很久以前就意識到，對美國經濟的依賴將對中國未來的安全構成風險，進而影響共產黨的執政穩定。從2015年推出的「中國製造2025」，到2019年提出的「雙循環」戰略，中國一直在尋求加強對國內市場的依賴，尤其是在高科技領域。北京的核心判斷是，有朝一日，美國將意識到自己正無意間助長一個戰略競爭對手的崛起，並會出手加以限制。如今來看，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只是局勢比他們預期來得更快，尤其是在川普上台之後。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也早就開始減少對美國國債的依賴。大約5、6年前，中國對美國國債的持有量達到9千億美元高峰，之後便維持在這個水平，甚至緩慢下滑，如今已降至約7千500億美元。這個趨勢顯示出，即便中國經濟與貿易順差繼續成長，他們還是在逐步脫鉤。從整體上來看，中國過去10年已明確朝著降低對美國經濟依賴的方向邁進。

至於貿易方面，中方原本可能希望某些「非敏感領域」能保持正常往來，例如玩具、家具與衣物等日用品。但美國方面也逐漸意識到，這種深層次的經濟相互依賴其實非常危險。舉例來說，像Apple這樣的美國企業，有九成以上的iPhone和iPad都是在中國製造，這讓許多華府官員大感震驚：「我們怎麼會允許這樣的情況發生？怎麼會讓我們最大的地緣政治對手，變成我們供應鏈中如此關鍵的一環？」此外，美國在稀土上的依賴也不容忽視——不只是消費性電子產品，連戰機都仰賴中國的稀土資源，這在今日的美國政界聽來，幾乎難以接受。

因此，我認為我們正處於一個雙方「相互去依賴」的起點。川普政府並不追求全面終止與中國的貿易關係，但明確希望減少在關鍵科技領域的依賴，同時縮小對中貿易逆差。而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如今還會想進一步增加對美國天然氣的依賴嗎？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中國現在已將美國視為一個更具威脅性的對手。

從數據來看，過去10年間，中國出口中依賴美國市場的比重，已從約25%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從中國GDP來看，整體貿易佔比也在下降。我相信，雙方正走在一條相互降低經濟與科技依賴的路上。這不代表會全面脫鉤，我不認為任何一方真正希望「完全切斷」彼此聯繫，但毫無疑問，我們正在走進一場新型態脫鉤的開端。

郭：您對這場貿易戰的結局似乎是比較悲觀而不是樂觀。您是否也在暗示，當前美中之間的經貿關係正處於一個分水嶺的時刻？

尼：這是一個分水嶺時刻，原因有2個。首先，這個分水嶺早已在醞釀。正如我在書中所描述的，中美其實是「倒退式地」走入一場新冷戰──兩國曾在各方面高度互聯，但如今卻驚覺彼此過度依賴。北京方面突然意識到「天啊，我們在關鍵技術上嚴重依賴美國。」而華府則反過來驚呼「天啊，我們在關鍵進口上依賴中國。」於是，雙方開始向後撤退，試圖在不徹底破壞對方經濟或人民福祉的前提下，找出各自可以承受的「脫鉤」極限。

我認為拜登政府其實試圖讓這個過程走得更漸進、更平衡。他們想要的是一種「較少依賴但仍可持續貿易」的新常態，也就是所謂「小院高牆」策略──對某些關鍵技術築起高牆，比如半導體、量子運算、人工智慧等，但其他領域的貿易仍能繼續。即使在拜登任內，也曾出現是否對中國電動車加徵高額關稅的爭論，雲端運算領域也是一個討論點。但整體而言，拜登政府傾向維持一個有界限但不至於全面對抗的中美經貿架構。

問題在於，川普對貿易的看法更加激進。他傾向於追求與全球所有國家「貿易平衡」，但這個目標並不切實際。因為美國長期以來就是一個「消費大於投資」的國家，這樣的經濟結構必然導致對外貿易逆差。川普的這種思維，讓我們走入一個更具不確定性的「新冷戰階段」──風險更高，也更難預測。

郭：讓我從另一個角度來追問。有些人甚至認為，這種經濟緊張關係最終可能會引發軍事衝突。舉例來說，稀土資源是每個大國都想掌握的。有些人甚至拿二戰前的例子來比擬，當時日本為了回應美國對其石油禁運，而突襲珍珠港，試圖確保其在東南亞的地位。您是否預見到類似的情況有可能再次發生？

尼：以我對美國的了解，以及我對中國有限的認識，我認為雙方都絕對希望避免軍事衝突。當然，當前局勢與1930年代之間有某些相似之處──例如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但我在書中也曾提到，若北京產生「被全面圍堵」的感覺，那麼確實存在誤判風險，就像當年的東京一樣。不過，歷史的細節不能忽略。1930年代的日本尋求建立一個地區帝國，試圖在軍事與地緣經濟上壟斷鄰近地區的主導權，且當時的日本經濟規模遠小於正迅速崛起的美國。美國對日實施的石油禁運，對日本而言幾乎是生存威脅。

中國的情況完全不同。今天的中國在經濟上是美國的對手，在軍事與科技上也已日益接近甚至部分超越。它擁有一個14億人口的單一市場，雖然中國的富裕程度仍依賴對外貿易，但若真需要轉向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我認為它已逐漸具備生存的基本條件。更何況，中國與非洲、東南亞市場的關係穩定，東協已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美國則退居第三。在這樣的條件下，我認為中國在這場新冷戰中不僅有能力生存，甚至有可能找到成長的空間。這與當年的日本完全不同，那是一場生存與否的博弈。

因此，我不認為1930年代的歷史平行可以直接套用在今天。至於我最擔心的軍事衝突風險，反而是來自某種「意外」，像是南海爭端，雙方對水域性質的認知根本不同，美方視為國際水道，北京則視為中國主權海域；又或者是台灣議題，美國強調台海自由航行權，而北京則認為台灣終將回歸。這些摩擦本身不一定會導致戰爭，但若處理不慎，就有可能擦槍走火。

我不敢說百分之百不會爆發衝突，但就我的判斷而言，我認為我們必須小心，但不必陷入對歷史的簡化式對照。

郭：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第80週年。戰後出現了各種國際機構，像是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IMF）、甚至聯合國，原本都是為了防止另一場重大戰爭再次發生而設計的。但您認為這些機構是否真的有能力防止我們再次陷入重大衝突？例如，它們是否能夠真正納入中國崛起後在經濟方面的影響力，例如在IMF中投票權的分配等等？這些機構是否已經變得不再重要，甚至可能走向消亡？

尼：這是一個非常有趣但棘手的問題，因為這些國際機構雖然都源自同一歷史背景，但本質上各有不同。沒錯，它們都是二戰勝利國為了防止戰爭重演而設計的全球治理架構的一部分。

聯合國會繼續存在，因為它是唯一包容所有國家的國際組織。某種程度上，它定義了什麼是「國家行為者」。不過，聯合國安理會的設計，本質上並不是為了防止所有戰爭，而是防止「大國之間的戰爭」或涉及大國的戰爭。五個常任理事國有否決權，這是當年一個頗為巧妙的設計，它讓大國可以阻止他國發動戰爭，但如果戰爭涉及自己，則能否決安理會的干預。2003年美國出兵伊拉克、冷戰時期越戰的爆發，以及俄羅斯2022年全面入侵烏克蘭，都是例子，當大國決定要行動時，聯合國束手無策。

我不認為安理會會在短期內進行任何改革，因為大國不會輕易放棄既有特權。儘管如此，聯合國這個體系還是會存在下去，即使美國退出也一樣，因為對多數國家而言，能有一個規則基礎的體系、有個地方可以提出主張、仲裁爭議，並且讓貿易繼續進行，總比沒有好。

相比之下，我對美國國會過去願意接受世貿組織（WTO）對其貿易政策做出裁決一直感到驚訝。美國一向不喜歡有任何條約或機制限制其行動自由，例如美國至今未批准《海洋法公約》，也不是國際刑事法院的成員。即便如此，美國還是加入了WTO，而WTO也確實對美國貿易政策做出過裁決。不過，我認為這樣的時代正在結束。未來的美國總統可能不太願意再接受WTO的裁決，美國將變得愈來愈不願意參與這類約束性機制，全球貿易的碎片化也會加劇。

不過，貿易區域化並不一定是壞事。歐盟、東協，還有中國參與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本就和WTO平行運作。我認為這是多元治理的一種展現，並不是WTO衰退的危機信號。

至於國際貨幣基金（IMF），這就更加複雜了。中國目前的投票權只有約6%，但中國的GDP占全球的比重已達18%、19%。然而，IMF要求其成員國讓本國貨幣具備可兌換性，成為全球流通的貨幣工具。北京目前並不願意開放人民幣完全自由流通，所以雖然在名義上中國的投票權偏低，但我認為中國其實也未必急著提高，因為一旦提高，便要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這是中國目前不願面對的。

最後我想強調的是，我在書中提到過，世界其實正在「繞開」舊有體系、重新創造適合自身的國際合作機制。中國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在那裡它的投票權遠高於世界銀行。AIIB的成員遍布全球，包括英國及多數G7國家（除了日本和美國）。此外，還有金磚國家的「新開發銀行」，嘗試用非美元貨幣進行結算，以降低美元在全球貿易與金融中的主導地位。

因此，對我來說，雖然二戰後的多邊體系影響力在減弱，但各國正找到替代方案，重新建立能實際運作的合作方式。我對此並不感到過度悲觀。

郭：有一個集體安全體系是我們亞洲國家一直非常羨慕的，那就是北約（NATO）。北約過去一直相當有效，直到最近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才出現動搖。而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隨著川普有可能再次上任，歐洲國家開始對北約的功能，甚至對其存在本身產生非常嚴重的懷疑，尤其是如果美國真的考慮退出北約的話。您怎麼看北約的角色與功能？而現在歐洲國家也開始嘗試發展自身的集體防衛機制，例如法國提出提供核保護傘，德國則增加軍費支出。這些做法是否足以在某種程度上取代北約？

尼：我認為，早在川普上台之前，北約的擴張其實就已經開始削弱第五條的可信度。這條條文原意是會員國之間互相保護、共同防衛，但其實如果你仔細讀原文就會發現，它並不要求成員國一定要提供軍事協助。這是美國當初刻意保留的空間，避免讓自己捲入不必要的戰爭。

冷戰期間，美國駐軍大量進入歐洲，幫助抵禦蘇聯主導的東歐，那時這個承諾才逐漸被解讀為軍事上的保證。當時美軍在歐洲有多達35萬人，如今只剩下大約8萬。如果川普再次當選，他甚至可能連這些部隊也會撤回一部分。

但現在的國際情勢已經大不相同。蘇聯早已瓦解，東歐國家多數已加入北約和歐盟。多數美國人並不覺得俄羅斯對他們構成威脅，他們更擔心的是中國。你可能會說這種想法不太合邏輯，但這就是今天華盛頓的主流觀點。

問題是，若今天俄羅斯入侵像愛沙尼亞這樣的波羅的海小國——這些都是曾經的蘇聯成員國——我們真的能相信美國總統會為此與俄羅斯動用核武嗎？老實說，這種懷疑，在川普出現之前，歐洲領袖們就已經開始有了。川普上台後又主張「勢力範圍有什麼不對？」，他甚至想主導格陵蘭、巴拿馬，從這邏輯來看，他當然也會覺得俄羅斯有權主導自己的鄰國。這樣的想法讓歐洲各國極度憂慮。

我對此的結論是：既然美國對北約的承諾存在疑慮，那歐洲自己就該負起更大的責任。我們不能繼續讓美國一個國家花的國防預算，幾乎是整個歐洲加總的兩倍。我們必須讓自己在安全防衛上更負責任，這樣美國才更可能繼續當我們的盟友。台灣應該也很清楚，美國不喜歡讓盟友當「搭便車」的人，他們想知道你有沒有自己努力過，然後他們才會願意來幫你。

現在，歐洲各國確實開始動起來。英國宣布將國防開支提高到GDP的2.7%，波蘭幾乎翻倍到5%，德國也達到2%。對德國這樣的經濟體來說，這筆錢已經相當可觀，甚至很難消化。這些都是歐洲展現責任感的重要舉措。

但要說歐盟能不能取代北約？我認為不行。歐盟並不是軍事組織，沒有一個整合的軍事指揮架構，而且大多數歐洲人也不希望失去藉由北約與美國連結的安全保障。所以，歐洲現在的策略是，讓自己變得更有軍事能力，同時仍是北約中的「好夥伴」。萬一美國不願意參與某場區域衝突，我們歐洲國家還是希望能運用北約既有的基礎設施，比如衛星系統、空中加油、地面監控與聯合作戰指揮架構等。這正是「柏林加」（Berlin Plus）機制的精神，它早在15、20年前就已存在，目的是讓歐洲可以使用北約資源，哪怕當時美國不參與行動。

我們現在其實是在打一場長期戰略牌，寄望川普之後的美國總統能恢復對北約的承諾，而到那時，歐洲會看起來像是更好的盟友。

至於核威懾力，我個人不認為在沒有美國支援的情況下，法國或英國有能力對整個歐洲提供可信的核保護傘。你要怎麼說服德國總理或波蘭總統，相信法國總統會為了波蘭而犧牲巴黎？這聽來並不可信。歐盟內部也沒有那樣的決策體系，對外政策還是要共識決，連制裁都不能多數決決定。你要從這樣的體制，期待出現一個為他國犧牲本國的核決策，太過牽強。

不過烏克蘭戰爭給了我們一個啟發：強大的常規軍力也可以達到嚇阻效果。普丁曾多次威脅會對支持烏克蘭的國家動用核武，但西方仍然持續支援烏克蘭，而迄今為止並未爆發核戰。我不是說這一切就沒有風險，普丁哪天真的可能做出某種「示範性」動作，但那將為俄羅斯帶來巨大的全球風險，特別是在與中國的關係上。

所以我認為，歐洲目前的共識是，我們必須大幅投資自己的常規軍力，讓自己成為更可靠的盟友，希望美國會選擇留下；但萬一沒有，我們也會因為自身更強大，而有能力守護自己的安全。

郭：如果您認為對美國而言，當前的主要威脅是中國，那麼美國接下來會如何處理與亞洲盟友的關係呢？我的意思是，正如您剛剛提到的，美國其實不喜歡「搭便車者」，而川普在某次訪談中也曾表示，像台灣、日本、南韓這些國家是靠美國的付出而繁榮起來的。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美國在亞洲的安全聯盟都是雙邊的，並沒有形成像北約那樣的多邊安全體系，那麼未來美國在亞洲如何與盟友合作應對中國的安全挑戰？

尼：這對你們、對整個亞太地區來說，顯然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美國接下來會怎麼做？我想我必須先強調一件最重要的事，我們不能假設未來美國的外交與安全政策會跟川普政府完全一樣。甚至在談到川普政府之前，我就得說明，川普政府內部本身也不是鐵板一塊，如你們所知，意見分歧不少。

但我要指出的是，川普本人，以及他周圍一些理念相近的人，其實延續的是美國長久以來一股重要的外交政策傳統——這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的中立法案與《史穆特-霍利關稅法》。這些觀念不是川普才開始的，它一直存在於美國政治之中。

不過，美國能成為全球安全秩序的領導者，靠的一直是盟友。這點是美國從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痛苦學到的教訓——要保衛美國，不能等敵人打到家門口，而是要「前沿防衛」。

我認為，這項原則仍然會是美國防衛戰略的核心。這也是為什麼即便在川普時代，共和黨內的馬可·魯比歐（現在的國務卿）也在2024年推動立法，限制總統單方面退出北約的權力。這些人其實了解，美國要確保自身安全，離不開穩固的同盟關係。

同樣的邏輯也適用在亞洲。若美國要應對它眼中的「中國威脅」，就得倚賴亞洲的盟友，這對美國而言極為重要。為什麼美國在亞洲選擇的是雙邊同盟？原因很簡單，因為亞洲沒有「亞洲版的歐洲」，也沒有「亞洲版的歐盟」。

當年我們能把德國重新納入歐洲體系，是因為它被分裂、變得虛弱，歐盟與北約成為德國重建的制度性框架。但今天的日本與南韓，雙邊關係依然非常緊張。歷史遺留下來的創傷，像是日本曾侵略韓國、侵占滿洲，至今仍未被真正解決。再加上地理上並不接壤，日本、南韓、台灣、菲律賓彼此都是島嶼或分散的陸塊，並無歐洲那樣的地緣緊密性。亞洲各國之間缺乏整合性的經濟架構，也不像歐盟那樣有制度聯繫。

因此，美國只能採取現實主義的做法：一對一建立雙邊關係。不是說美國刻意要讓亞洲國家彼此分隔，而是歷史與地理條件決定了戰略現實。

不過在這個架構下，無論是川普還是拜登政府，其實有一點是共通的：他們都要求盟友「多出力」。拜登政府曾在2023年推動美日韓三邊安全協議，也試圖在與台灣的安全對話中融入更多正式語言，就是想把這些國家關係「稍微織在一起」。而川普則更明白地強調每個國家要自己負責、自己多花錢，這點在對歐洲的態度上也如出一轍。

我認為，亞洲的美國盟友若想繼續依賴美國作為可信賴的安全夥伴，就必須投入更多資源，強化自身防衛實力。

我們無從預測川普之後的美國會是什麼樣，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大多數美國選民已對「為他人防衛花錢」感到疲乏。在經歷通膨、金融危機、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後，許多美國人感受到自身生活水準下降。就算未來有個熱衷聯盟的總統，也會期待盟友們比過去出更多力。歐洲如此，亞洲也不例外。美國會希望自己是備援，而盟友則是主動的參與者。

當然，我們都知道，美國的安全後盾依舊非常關鍵，畢竟歐洲與亞洲距離能完全自我防衛，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最後，我補充一句，拜登曾經希望能稍微整合印太與歐洲的安全架構。這幾年我們也看到日本與南韓領袖出席北約峰會、北約會員國前往印太巡航執勤。但川普政府對這種跨區域整合毫無興趣，未來的美國總統，很可能也會抱持類似的冷漠態度。

郭：您認為台灣在美中這場新冷戰中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如果我們拿烏克蘭戰爭來作類比，有些人主張美國應該要求台灣不要激怒中國，例如不要宣稱自己是主權國家；但也有人建議白宮絕對不能向中國讓步，不能接受台灣屬於中國的說法。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尼：台灣將成為新冷戰中最難解決的議題之一。我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鑒於北京的聲明，宣稱必須在2049年前實現兩岸統一。兩岸都希望避免近期的升級，尤其是川普政府，但我認為拜登政府的立場也與此相似，儘管他們處理方式有所不同。當前，中國在做的事情，尤其是北京方面，似乎是利用川普提出的美國是否會持續支持盟友的不確定性，試圖改變台灣內部的政治氛圍，讓人覺得美國將永遠不會全力支持台灣。所以，他們希望台灣做出某些妥協，放棄一些主權行為，像是貿易政策或是政治運作，還有軍事力量等方面，這些都是北京極度反感的部分。

如果我坐在北京的話，我不會讓對美國作為終極安全提供者的懷疑增加，尤其是在中國軍事實力持續增強的情況下。中國已經打破了過去的規範，無論是過度跨越中線的行為，還是進行了類似封鎖的軍事演習，儘管它們只持續了幾天，之後又撤回。現在有關於是否封鎖台灣，或進行某種隔離的討論。中國正試圖在台灣周邊創建一種灰色地帶，這會讓很多外國投資者開始質疑：「我們是否應該將關鍵投資放在台灣？我們能信任台灣作為全球經濟供應鏈的一部分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外界可能會減少對台灣的投資，台灣人民也會開始擔心，若經濟下滑，是否應該與北京達成某種妥協。

在看待烏克蘭問題時，我常說，也許這是一種有些自大的說法，但我認為如果我站在北京領導人的立場，他們會看到俄羅斯的行為，並認為「我們最好不要這樣做」。俄羅斯的許多做法最終證明對自己有害，從解散蘇聯共產黨、到全面入侵烏克蘭，這些行為北京顯然認為是錯誤的。他們會想要以「中國大陸的方式」來處理問題，而不是像俄羅斯那樣。

那麼，這將使台灣處於一個困難的境地。如果台灣人民和台灣領導人希望與美國建立長期的夥伴關係，那麼他們必須像歐洲一樣，加大國防投入，這樣才能確保美國能夠在任何形態或形式上站在他們一邊。這一點沒有疑問。台灣如何在這種不確定性中生存，我想台灣顯然也在尋求長期的解決方案。就像美國一樣，台灣希望維持現狀，而對我來說，關鍵問題是：能否保持一個新的「現狀」，不是當前的現狀，但足夠滿足台灣人民對自由的需求，並讓台灣繼續保持其獨立的政治與經濟體系。對於歐洲人來說，台灣就像一個擁有相對獨立媒體和選舉的國家，它有蓬勃發展的公民社會，這正是大多數台灣人希望維持的現實。

問題是，如何在美中新冷戰的背景下，做到這一點呢？坦白說，我沒有答案，但我知道的是，在這場新冷戰中，美國作為盟友，將尋求更強大的合作夥伴。我也有信心，中國將把台灣視為其與美國冷戰中的一個關鍵元素，而現狀顯然不是中國能夠接受的長期局面。所以，我無法提供長期的解決方案。在短期內，台灣必須保護自己的公民社會，這是我知道所有台灣人都希望做到的。而最起碼，台灣需要成為美國的良好盟友，這樣才能為未來的選擇保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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