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重大兒少虐待、老人虐待、性暴力等案件發生，社會安全網都會被重新提起和檢討一次，這張網好像總有漏洞，但除了批評與嘆息外，我們還能做什麼？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以下簡稱高醫）法醫病理科主任尹莘玲選擇起而行。尹莘玲說，法醫是傷的專家，擔任法醫多年，愈來愈常在解剖台看到被虐死的兒童，讓她下定決心要將法醫的驗傷專業帶進醫療體系，在第一線協助檢察官、社工識破各種照顧者說謊的傷口，及早察覺受虐跡象。

後來又發現，兒虐案件處遇過程複雜，單靠她一己之力還不足以挽救孩子，她便積極奔走醫院內、外，連結起院內各科醫師，院外地檢署、市政府社會局等各體系，2014年在高雄市社會局支持下，首創「兒童少年驗傷醫療整合中心」，搭建起醫療與社政、司法間的合作橋樑，截至今年9月初，已處理近650件個案。近年則將經驗延伸至處理家暴、性侵、老虐等不同類型個案，讓保護系統更加完整。

「想要進步，就一定要有人去投入、改善」。對尹莘玲而言，拯救一個生命背後有許多雙手，當每個環節都扣連、每雙手緊密牽起，就能形成社會安全網。尹莘玲與高醫、高雄市政府、檢警團隊，以10年時間實做出一套可行的合作網絡，證明了社會安全「網」不只是理想。

懷抱社會正義理想 尹莘玲成為全台首位女法醫

尹莘玲每個生涯轉捩點，都為實踐社會正義。

原本是高醫病理科醫師的她，1994年遠赴美國洛杉磯法醫中心求學，1998年考上法醫師，選擇放棄醫師高薪、赴屏東地檢署任職，成為全台首位女法醫。尹莘玲說，當年她要跟醫院請辭時，院長一開始不相信她，不懂她為何選擇「錢少事多離家遠」的法醫工作，但她很堅定，「社會正義、司法正義對所有人而言都很重要，法醫師能為死者說話。」

擔任屏東地檢署法醫期間，尹莘玲不忍死者離世後只能在大庭廣眾下驗屍，年輕女性驗屍時周圍有大批男性圍觀，「我心想，要是我死了被這樣看，我也會很難過」。尹莘玲認為，所有生命都該被尊重，因此她積極奔走，推動在殯儀館設置專用解剖室。此外，她也推動工具優化，測量儀體從鋼尺改為拋棄式紙尺，不僅可結合驗傷功能，也更加衛生。改變引發蝴蝶效應，全台各地殯儀館解剖室環境都陸續獲得改善。

2004年轉任到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後，尹莘玲持續進修，赴國外學習法醫人類學，希望在面對只剩骨頭的遺體時，能更精準判斷死因；為了站上法庭作證時能更從容不迫、更有底氣，她也去進修司法制度和流程，讓自己在法庭上能有效協助案情釐清。每一次學習和累積，都成為尹莘玲未來推動兒少驗傷的重要柴火。

不捨解剖台上的小生命 重返醫院守護受虐兒

尹莘玲11年法醫生涯中，相驗過4千多具遺體，最難忘的是解剖台上消逝的小生命，「突然間，重大兒虐案好像愈來愈多」。解剖孩子小小的身體時，尹莘玲依舊可以保持專業，記錄每一道傷，完成一份清楚、完整的解剖報告，但總不停地想：「為什麼孩子會被打成這樣？到我這孩子都已經死了，我能怎麼幫他們？」

當時尹莘玲想到的方法，是回到醫療體系，在孩子還活著時發揮驗傷專業，「是一個很單純的念頭，想著如果有機會回到醫院，我一定要做兒虐，我要救小孩」。機會也恰好在這時到來，法醫師法當時要求大學附設醫院應設置法醫部門，2009年尹莘玲應邀重回高醫，協助設立法醫病理科，著手發展「活人驗傷」。

在國外，找出活人受傷真相、維護受暴者權益的「臨床法醫學」推動已久，但對那時的台灣是全新概念，尹莘玲決定要推動後，特地赴澳洲維多利亞法醫研究所臨床法醫部進修1個月，回國後旋即展開籌備。

兜起合作夥伴 兒虐團隊逐漸成形

一開始推動臨床法醫學、活人驗傷，周圍很多人都跟尹莘玲說，「兒虐不好做，妳又不是小兒科醫師，一定會失敗」。但尹莘玲不氣餒，在高醫主管支持下，努力搭建起內部與外部團隊。

在學校，她開課教學生如何辨識兒虐傷口，培育後進；在醫院內，串連起社服室、小兒部、急診部、婦產部、骨科等超過15科，共30多位專業醫護人員，例如急診部接到疑似兒虐個案，會通知尹莘玲和小兒部醫師；牽涉家內性侵的案件，則找婦產科醫師加入。先整合院內各科，確保兒少在醫療體系中不漏接。

整合內外資源 開創跨域醫療服務網絡

資料來源／尹莘玲提供、記者採訪整理

外部團隊方面，尹莘玲也積極奔走，主動跑去高雄市社會局，表示自己可以幫忙兒虐個案驗傷；運用擔任法醫多年的地檢署人脈，與檢察官密切合作，協助司法調查、出庭作證，「把原本有合作關係的夥伴兜在一起，大家一起做，就有機會成功」。

2014年在高雄市社會局支持下，高醫首創「兒童少年驗傷醫療整合中心」，正式確立一套專業縝密的兒虐個案驗傷、採證流程。社會局接到個案通報後，若經評估需要驗傷，就會轉來高醫，作為窗口的尹莘玲接案後，會依個案情況找需要的醫療團隊協助，共同出具專家意見表；若需啟動司法調查，則立刻通知檢察官。

醫療、社政、司法跨領域合作 強化保護網絡

*註：外展指醫療團隊在其他地方提供服務，如直接前往案家、到其他醫院進行驗傷。
資料來源／尹莘玲提供、記者採訪整理

尹莘玲說，一開始號召各科醫師參與，許多醫師最擔心的都是需不需要出庭作證，這時她過去的法醫經驗和進修就派上用場，「我和大家說，你們負責專家報告，出庭作證都由我負責」，許多醫師聽到後就非常放心，參與意願也大幅提高，愈來愈多醫師加入團隊。發展到後來，若其他醫院通報困難的兒虐個案，社會局也會請高醫團隊外展驗傷，到各醫院協助鑑定。

2018年「兒童少年驗傷醫療整合中心」擴大為衛福部「高屏區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跨網絡合作模式進一步拓展至屏東、澎湖。

識破施虐父謊言 「任何傷都逃不過法醫雙眼」

法醫加入兒少保護團隊，更能讓照顧者的謊言無所遁形。尹莘玲說，兒虐個案的照顧者，幾乎都會說是孩子自己跌倒，或是不慎造成孩子受傷，不會說話的嬰幼兒難以反駁，大一點的孩子也常因害怕不敢多言，但法醫是傷的專家，沒有傷可以躲過法醫雙眼，一般醫師若沒有法醫學經驗，不容易判斷傷口成因，照顧者說法又是否合理。

尹莘玲曾遇過一個嬰兒被送來高醫，臉上有傷痕、腦出血，照顧的父親辯稱孩子因餵奶突然昏迷，他一時太緊張，想叫醒孩子卻用力過猛，才會留下掐痕。當時社工乍聽也覺得有道裡，但尹莘玲從頭到腳徹底驗傷後發現，孩子不只頸部有掐痕、擦傷，腳底還有棍棒打出來的軌道瘀痕，「我當時跟社工說，父親說法一定有問題，要啟動司法調查」，後來偵辦後發現，孩子父母是未婚懷孕的小爸爸、小媽媽，父親本來不想要這個小孩，孩子一哭就會大發脾氣，掐著孩子的脖子叫他不准哭，孩子才會全身傷。

資源整合、網絡連結的成效也隨時間慢慢發酵。有一次，尹莘玲與團隊到某醫院驗傷，確定孩子遭受虐待，立刻請社會局督導與檢察官聯繫，檢察官也馬上通知婦幼隊，請警察到保母男友公司取監視器畫面，監視器完整錄到施虐過程，「若再晚一點，畫面被對方刪掉就麻煩了」，證據確鑿下檢方順利羈押，各方靠著合作默契快速辦案。

從兒虐到性侵、老虐 跨網絡協助隱形受害者

兒虐的驗傷模式、跨網絡合作，如今也已逐步擴展到成人。尹莘玲表示，兒虐家庭常伴隨其他暴力問題，例如家內性侵、夫妻間的親密暴力、老人虐待等，「近年驗兒虐案，有時小朋友帶過來，也要同時幫媽媽驗傷」。她感慨，一開始發展驗傷，主要和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的兒少組合作，到後來，老虐、性侵等案量愈來愈多，性侵害防治組、成人保護組都陸續與高醫開展合作計畫。

高醫婦產科醫師莊蕙瑜表示，受害者被性侵後，要鼓起勇氣報案已經很艱難，報案後還常須面對警方、社工等相關單位多次反覆詢問，高醫與社會局合作，推動「一站式服務」，婦幼隊接獲報案後，將案件轉到醫院驗傷、採集跡證，待警方、社工也到場後一次問診，避免重複詢問造成受害者二度傷害。

此外，莊蕙瑜說，性侵案採證較困難之處在於接到報案時，多半都已經是案發多日後，加上被害者在遇到性侵案往往會覺得自己很髒、拼命刷洗，許多跡證如精液、唾液、陰道撕裂傷等都可能消失，舉證更加困難，是現行性侵案在司法上的難題。例如她曾遇過一位未成年少女被同學性侵懷孕，男方父母反控是女方自願、「你女兒也有問題」，若無留下跡證，就難以跟男方據理力爭。

發現性侵案辦案的困境後，尹莘玲與檢、警、社工、高醫醫療團隊共同合作，發揮法醫採證及驗傷專業，在橋頭地檢署設立全台第一間「性侵害犯罪加害人採證室」，改採加害人身上的跡證，若在加害人身上採集到被害者DNA，同樣具有證據力，為性侵被害人爭取公平正義。

「老虐也很難做」，尹莘玲說，老虐案件通報量逐年上升，但老虐有時比兒虐更難處理，原因在於兒少可由社工以法定代理人身分強制驗傷，但老人家是成年人，若自己不願意驗，醫療團隊就沒轍，偏偏老人家有時很固執，怕驗傷會害到對自己施暴的子女，或不願意家醜外揚，說什麼都不願意驗傷，跨網絡合作就變得更重要。

例如曾有長輩被兒子打到黑眼圈，高醫發現後通報，社工到場時老人家卻不肯承認是兒子打他，因為怕兒子被抓會有前科。高醫與社會局已有長久的合作默契，雙方都知道這是老虐案，但沒說破，高醫仍提供驗傷證明給社工，社工一方面安撫長輩只會定期探訪，一方面也藉驗傷證明、家訪，嚇阻子女再度施暴。尹莘玲表示，對老人家而言，「承認有時很難」，只要查明真相、互相合作，用有效方式幫助長輩即可。

「當內部團隊和外部團隊結合得很好，就會形成社會安全網」。10多年過去，尹莘玲說，從當時單純想保護兒少，到現在可以發展到成人和老虐，過程中仰賴醫療團隊、外部單位一同參與和協助，彼此藉由磨合建立互信和默契，每一關都接好，才能把有需要的人一個一個接起來保護，「這就是社會安全網」。